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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相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生于官宦之家。щщщ.Ъàňzんǔ①①.cом从童年时代起，狄仁杰身上就有一种特立独行，不畏权贵的勇气。有一次他家的门人被害，县衙里的官吏前来调查案情，府里的老老少少都忙不迭地前去接受问话，惟独狄仁杰拿着一本书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县吏一看这小子那么有个性，心里老大不爽，就上去命他接受问话。狄仁杰啪的一声合上书本，没好气地说：“我跟书中的圣贤对话都惟恐不及，哪有空理你们这些俗吏！你凭什么凶我？”
这是史书记载的有关狄仁杰生平的第一个故事。未来神探狄仁杰在史书中刚一亮相就与命案有关，也算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作为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清官和神探，狄仁杰的探案故事通过千百年来的公案、话本、戏剧、小说，乃至当代影视而广为传播，几乎已经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到了二十世纪，狄仁杰更因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创作的《大唐狄公案》而享誉西方，被西方读者惊呼为“东方的福尔摩斯”。
那么，真实的狄仁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是否被后世的这些虚构作品过度神化了呢？
答案是：不。
历史上的狄仁杰确确实实是个神探。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狄仁杰担任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旧唐书·狄仁杰传》）。一年之内勘断的积压案件所涉及之人犯就达一万七千人，而且事后还没一个喊冤的，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神探了！
作为神探，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智谋。在小说和影视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狄公身上那种超越常人的机敏和睿智。而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其智谋比起虚构的人物似乎也不遑多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狄仁杰与魏元忠等人一起被来俊臣诬陷入狱。当时朝廷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人犯如果一被讯问就承认谋反，可以免于死刑。所以当来俊臣审问狄仁杰时，狄仁杰立刻就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意思就是说，既然大周已经代唐而兴，我身为李唐旧臣，当然只有死路一条，你说我谋反我就谋反吧！来俊臣一看这家伙这么老实，也就放松了警惕。随后就没人来找狄仁杰麻烦了，酷吏们只等着判决下来，到时候执行就是了。
可来俊臣绝对没有想到，狄仁杰是在跟他玩心眼。
由于当时已是初春，天气逐日转暖，于是狄仁杰就跟狱吏讨了一副笔砚，然后撕下被单上的一角布帛，写明了自己的冤情，最后又拆开身上的棉衣，把帛书藏在衣服的棉絮内，交给狱吏说：“天太热了，烦请把衣服交给我家人，让他们拆掉里头的棉絮，再送回来给我穿。”
狱吏拿起那件棉衣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什么毛病，于是就转交给了狄仁杰的儿子。他儿子狄光远也很聪明，知道父亲肯定要传达什么信息，于是拆开棉衣仔细检查，果然发现了那封帛书，随即以告密为由求见武皇，把帛书当面呈上。
武曌看过后，立刻召见狄仁杰，问：“你既然没有谋反，又何必承认？”
狄仁杰说：“我要不承认，早就被他们打死了。”
武曌想想也是，随后就赦免了狄仁杰、魏元忠等人，把狄仁杰贬为彭泽县令，魏元忠贬为涪陵县令。狄仁杰就此躲过一劫。
狄仁杰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被后人千古传颂，除了通达权变、智谋过人、断案如神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对民间疾苦的关怀和对下层百姓的体恤。在武周前期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里，他是少数几个真正能够坚守道德原则，珍爱百姓生命的官员之一。
狄仁杰一生仕途浮沉，辗转四方，历任各地的县令、刺史、都督。每到一地，他几乎都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并留下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早年担任宁州刺史时，当地百姓就感怀他的仁政，为他树起了一块德政碑。曾有朝廷御史巡视地方，入宁州境内时，当地父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御史不禁感叹：“入其境，其政可知也。”（《旧唐书·狄仁杰传》）回朝后更是大力推荐。狄仁杰随即被征召入朝，擢为冬官（工部）侍郎。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狄仁杰随宰相张光辅讨伐越王李贞，平叛之后，朝廷命狄仁杰就任豫州刺史。张光辅进入豫州后，大肆屠杀降众，并逼迫狄仁杰以州府财物赏赐将士，遭狄仁杰严词拒绝。张光辅勃然大怒：“一个小小的州将，胆敢不听元帅命令？”狄仁杰也愤然而起，对张光辅说：“乱河南的，原本只有一个李贞。如今一个李贞死了，没想到却有一万个李贞活了！”张光辅大声质问他什么意思。狄仁杰面不改色地说：“张公统率数十万大军对付一个乱臣，豫州百姓争相出城迎降，可官兵入城后却大肆屠杀，令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这难道不是一万个李贞活了？你放纵邀功之人，诛杀归降之众，我担心冤声沸腾，上彻于天。要是我手里有一把尚方宝剑，现在就砍断你的脖子，我虽死如归！”张光辅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言以对。
过后，豫州百姓被株连者又达六七百人，朝廷使者屡屡催促狄仁杰将他们诛杀。狄仁杰有心拯救他们，所以一再推迟刑期。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狄仁杰思虑再三，最后向武皇呈上了一道密奏，说：“这些人都是被牵连的，并无大罪。臣本打算公开上奏，却有替罪人求情之嫌；可要是不奏，又担心不能贯彻陛恤百姓之旨。所以这道奏书写了撕，撕了又写，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恳请陛下能赦免他们。”狄仁杰这道奏书有两点非常聪明：一、以密奏的形式呈上，不会让武曌难堪；二、给武曌戴了一顶“体恤百姓”的高帽，让她不做好事都不行。后来，武曌果然赦免了这些人的死罪，改为流放丰州。这些人经过宁州时，当地百姓纷纷出来慰问他们，说：“是我们狄公救了你们啊！”于是众人相携至当初的德政碑前，因感念狄公的恩德放声大哭，然后又设斋三日为狄仁杰祈福。到达流放地后，这些死里逃生的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狄仁杰立碑颂德。
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契丹叛军攻陷冀州，河北震动。朝廷命狄仁杰出任魏州刺史，抵御契丹南下。狄仁杰赴任后，发现前任刺史把城外的百姓通通驱赶入城，让他们修筑防御工事。狄仁杰很不以为然，当即把百姓全都放回田里，对前任说：“贼人还很远，何必这么紧张？就算贼人来了，我自能应付，没百姓什么事。”及至叛军退却后，当地百姓马上又为狄仁杰立了一块感恩碑。
狄仁杰一生中被百姓立了多少块碑，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然而古往今来，像狄仁杰这样的好官实在是太稀有了。老百姓碰上这种官，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形同中了福利彩票；碰不上，实属正常现象，没什么好委屈的。几千年来，老百姓碰上贪官、恶官、昏官的概率，绝对要比碰上好官和清官的概率高得多。在这一点上，今天和古代似乎也差别不大。所以时至今日，“清官情结”才会依然盘桓在老百姓的心里，千百年来挥之不去。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在宰相娄师德的暗中举荐下，政声卓着的狄仁杰终于在幽州都督任上被征召入朝，担任鸾台（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这一年，狄仁杰六十八岁。
这是他第二次出任宰相。第一次拜相是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可短短三个月后就被来俊臣诬陷入狱，旋即贬为彭泽县令。此刻狄仁杰再度以宰相身份重返帝国朝堂，两鬓已然多出了一层岁月的风霜，但是匡复社稷，重振朝纲之志，却依然在他的胸中翻涌沸腾。
当然，身为武周宰相，狄仁杰要下手整肃的自然是武周的朝纲；但是作为李唐旧臣，狄仁杰真正要匡复的却必将是李唐的社稷。
这将是狄仁杰余生中最重要的使命。
而他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阻止武家子弟的夺嫡。
这些年来，武承嗣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夺嫡的梦想。为了讨武皇欢心，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武承嗣率五千人上表请愿，为武皇进献尊号，称“金轮圣神皇帝”；第二年，武承嗣再接再励，又搞了一场声势更大的请愿活动，率领二万六千余人为武皇再献尊号，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帽子一顶比一顶更大，媚态一次比一次更足，可让武承嗣极度郁闷的是，武皇把这些高帽都笑纳了，却绝口不提立储之事。这情形就像贪官收了你的巨额贿款，却一转身就把这事给忘了，这不是活活把人气死吗？
眼见武皇春秋已高，而自己也一年比一年老了，武承嗣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春，他终于卯足了劲儿对储君之位发起了新一轮攻势。
武承嗣收买了许多武皇身边的人，天天跟武皇吹风：“自古以来的天子，从没有立异姓人为储君的。”言下之意，只有武家兄弟才是太子的不二人选。
然而，武皇听完后只是笑笑，始终不肯表态。
对武曌来说，“立储悖论”始终是她无法突破的困境。又或许在她看来，引而不发，悬而不决才是人君掌控权力的最高境界。换言之，只有把人人垂涎的香饽饽始终捂在手心里，她才能永远握有主动权。
可无论如何，这香饽饽迟早有一天是要给出去的。
这件事可以拖延，可以逃避，却不能当它不存在。
所以，一天不确立储君，武曌的心里其实和别人一样——一天也不得安宁。
就在这个时候，狄仁杰上场了。他对武曌说：“文皇帝（太宗李世民）栉风沐雨，亲冒锋矢，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高宗李治）以二子托付陛下。陛下如今却想把江山传给外族，这难道不是违背天意吗？况且，姑侄和母子哪一样更亲呢？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倘若立侄，则从没听说过侄儿做天子后，把姑母供奉在太庙里的。”
其实，狄仁杰的这套说辞和当初的李昭德如出一辙，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有些时候，把同样的道理不厌其烦地反复宣讲，却不见得是多余的。再者说，狄仁杰的人格魅力也和李昭德不同。我们在平常生活中经常会碰见这种事情，同一句话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感觉就是不一样，甲说的我们听不进去，偏偏乙一说我们就觉得十分顺耳。眼下的女皇武曌也是，狄仁杰在她心目中的份量非他人可比，他的话自然也更有力量。所以狄仁杰一开口，武曌事实上已经听进了大半，可她嘴上还是不愿示弱：“此乃朕之家事，贤卿不必心。”
狄仁杰寸步不让：“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哪一样不是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本来一体，况且臣备位宰相，岂能不这份心？”话说到这，狄仁杰索性亮出底牌，请求武皇召回流放房州的庐陵王李哲，以安天下人心。
随后，老臣王及善等人也都和狄仁杰统一口径，屡屡对武皇发出劝谏。武曌更是心烦意乱，内心的天平开始朝儿子这边倾斜。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某一天晚上，武曌忽然做了一个怪梦，次日便召见狄仁杰，非常困惑地说：“朕梦见一只巨大的鹦鹉在空中飞翔，后来却两翅皆折，再也飞不起来，这是何故？”
狄仁杰一听，心中窃喜，表面上却一本正经地答道：“武（鹉）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
武曌脸上不动声色，可心里却若有所悟。
人老了就容易迷信，容易受神秘事物影响。对于这个怪诞的梦境，除了狄仁杰的解释，武曌自己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所以，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武曌彻底打消了立武家子弟为储君的念头。（《资治通鉴》卷二○六）
然而，不立侄子是一回事，什么时候立子，要立哪个儿子又是另一回事。武皇时年已经七十四岁，万一没来得及立储就驾鹤西去，那帝国的政局可就危险了。
其实，担心武皇身后事的人绝不仅仅只有狄仁杰这样的正直朝臣，就连武曌的枕边新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也极为忧虑。当然，他们担心的不是政局，而是他们自身的命运——万一老太婆哪天两腿一蹬，咱哥俩要靠什么混饭吃呢？
二张的这层恐惧被一个人看得清清楚楚。
他就是当初一举把来俊臣送上断头台的酷吏吉顼。
这几年，吉顼已经成功转型，不再当那种没前途的酷吏了。他一方面和张氏兄弟打得火热，所以总能通过他们及时摸清武皇的心态，另一方面，他又密切关注着政局的发展和演变。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观察，吉顼得出结论——未来的天下必定复归李唐。所以，要想确保日后的荣华富贵，就必须拥立庐陵王复位，籍此捞取政治资本。
兹事体大，吉顼当然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因此便把目光锁定二张，决定通过他们向武皇施加影响。某日，吉顼用一种闲话家常的口吻对二张说：“你们兄弟享有如此的富贵和恩宠，一不靠功业，二不靠品德，天下对你们侧目切齿的多了去了。如果不立大功于天下，何以自保呢？在下真是替二位担忧啊！”
吉顼一番话，准确命中二张的伤心处。二张哭丧着脸求他指一条明路。吉顼不慌不忙地说：“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复思庐陵王。主上春秋高，大业须有所付；武氏诸王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劝主上立庐陵王，以系苍生之望！如此，岂徒免祸，亦可以长保富贵矣。”（《资治通鉴》卷二○六）
二张一听，顿如茫茫黑夜里看见了一盏明灯，旋即依计而行，天天在武皇耳边吹风。武曌料定这两个绣花枕头不可能有这种政治头脑，这主意一定是吉顼教他们的，随即召见吉顼。吉顼好不容易得到了表态的机会，立刻施展他的滔滔辩才，反复为武皇分析利害，终于彻底打消了武曌残存的疑虑。
至此，女皇武曌总算打破了困扰她许久的“立储悖论”，决定把储君之位传给儿子。
帝国的未来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走向。
令人感觉吊诡的是，在这件事上，转型酷吏吉顼和一代名相狄仁杰居然同样立下了赫赫功勋。
当然，二者的出发点是截然不同的——狄仁杰纯粹出于公心，吉顼仅仅是出于私利。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三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一驾长途跋涉的马车悄悄驶进了洛阳，然后穿过人潮拥挤的天门大街，径直驶进了皇宫。
车上坐着庐陵王李哲的一家人。
从嗣圣元年（公元684年）被赶下皇位贬出东都算起，到这一天归来为止，李哲与洛阳已经阔别了整整十四年之久。
人生有多少个十四年？
李哲不知道。
他只知道，被流放的那一年他还是个血气方刚英俊挺拔的年轻人，而现在已经是一个满面风霜身体发胖的中年男了。在历尽沧桑的十四年后，重返洛阳的李哲真是充满了一种劫后余生，恍如隔世之感。看着洛阳城内熟悉而陌生的一草一木，望着太初宫华丽而森严的九重宫阙，李哲的眼角不由自主地淌下了两行清泪。
然而在感慨之余，李哲也感到了一种莫名的不安和困惑。
因为母亲武曌是以“庐陵王有疾，应回洛阳疗疾”为由把他暗中召回来的。
母亲这么做，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这扇缓缓打开的宫门背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李哲的内心一片茫然。
【莲花似六郎：男宠的崛起】
庐陵王李哲突然归来，受打击最大的人无疑就是武承嗣了。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处心积虑地折腾了这么多年，换来的居然是这样一种结果！
武承嗣从此万念俱灰，一蹶不振。
在愤恨与失落的双重煎熬中度过了几个月后，武承嗣终于在这一年八月一病而亡。
李哲的归来让武承嗣抑郁而终，却让另一个人大喜过望。
他就是在东宫中度日如年的皇嗣李旦。
随着那个喜欢当皇帝的三哥的归来，这个视权位如桎梏的弟弟顿时有了一种云开雾散的解脱之感——他终于可以重新回到他那闲云野鹤的生活中去了。
心情异常激动的李旦随即频频上表，请求将皇嗣之位还给他的三哥李哲。
圣历元年九月十五日，亦即李哲回到洛阳的半年之后，武皇终于颁下了一道诏书，册立庐陵王李哲为皇太子，同时恢复了他以前的名字——显。
跪地接旨的那一刻，李显激动得泪流满面。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并不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而是在得到了以后再度失去。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也不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而是在失去了以后重新得到。
得而复失与失而复得，这两种生命中的极端境遇竟然让李显挨个尝了一遍，可见他是多么可怜，又是多么幸运。在这仿佛蹦极一样的命运起落中，李显所体验到的人生况味一定比别人无奈得多，当然也比别人丰富得多。
在登基称帝的第七个年头，女皇武曌结束了酷吏政治；在第八个年头，她解决了令她牵肠挂肚的立储问题。做完这一切，七十四岁的武曌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如释重负的一刹那，女皇武曌明显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苍老。
那是一种年龄的苍老。
也是一种灵魂的苍老。
尽管到目前为止，她仍然是大周帝国至高无上的天子，尽管她手里仍然握有威福刑赏之柄与生杀予夺之权，可武曌还是不由自主地发现——自己的心态正在发生某种微妙而重大的变化。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逐渐厌倦了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越来越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诸如与宰相狄仁杰之间的君臣之情，还有与李显、李旦、太平、诸武之间的亲人之情，甚至包括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之情，都在她的内心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
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改变，所以武曌现在最不想看见的事情，就是亲人之间为了争夺权力而自相残杀。
如何确保在自己百年之后，儿女和侄子们之间能够相安无事呢？
武曌为此绞尽了脑汁。
最后她想到了两个办法：一、立誓；二、联姻。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四月，武曌命李显、李旦、太平公主与诸武共同写下盟誓，保证今后绝不互相侵犯，然后在明堂祭告天地，最后又将誓文镌刻在铁券上，交付史馆永远收藏。随后，武曌又亲自作主，把李显的几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诸武：安乐郡主嫁给武三思之子武崇训，永泰郡主嫁给武承嗣之子武延基，新都郡主嫁给武承业之子武延晖。
武曌希望通过这两个办法，消弭武李之间的政治宿怨和利益分歧，帮他们树立起更为牢固的关系。
然而，尽管处心积虑地做了这么多事，武曌还是不能保证武李之间今后不生龃龉。
其实说到底，她做这些事情也只是图个心安而已。
因为武曌深知，对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来讲，权力的诱惑从来都要大于誓言的约束，同时也要大于亲情的牵绊。为了权力，誓言可以轻易撕毁，亲情也可以随时斩断。不要说别人，武曌自己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如果说权力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宝剑，武曌想，那么人的感情就一定是铁匠铺里那红彤彤的铁水。只有让铁水冷却、凝固，再反复淬炼、锻打，最后才可能获得一把斩金断玉，削铁如泥的宝剑。这是必然的道理。你不可能既想得到宝剑，又不想让铁水凝固，就像你不可能既想得到冷酷的权力，又不想失去温柔的感情一样。而一旦你的感情恢复了柔软，那就像铁水重新开始了沸腾，最终的结果就是销熔掉你手中的宝剑……
所以，武曌其实并不相信她的儿女和侄子们会因为立誓和联姻而放弃各自的权力野心。即使不相信，武曌还是不由自主地这么做了。
也许自己真的是老了。
武曌想，只有老人才有如此矛盾的心境和行为吧？
反正，作为一个年过古稀的人，武曌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至于未来究竟怎样，那是儿孙们自己的事情。对于武曌来说，最重要的是现在。
武曌蛮喜欢目前这种轻松逍遥的生活状态。外朝的政务有狄仁杰、魏元忠这些能臣在帮她打理，宫里有张易之、张昌宗这对玲珑剔透，善解人意的宝贝随侍在侧，膝下还有一大群孝子贤孙日夜环绕……
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武曌现在只希望这种日子长一点，长一点，再长一点……
和女皇武曌的心愿一样，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眼下最渴望的，也是武皇能够长命百岁。
因为武曌是他们的庇荫大树，是他们的富贵源泉，是他们飞黄腾达的唯一靠山。没有了武皇，他们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二张在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入宫，他们是高宗时代的宰相张行本的族孙，不仅人长得明眸皓齿，玉树临风，而且由于出身名门，从小就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所以气质优雅，颇具艺术才能，尤其擅长音乐。
最初看上二张的人是武曌的女儿太平公主。就像当初的千金公主在享用了冯小宝之后慨然将其转赠给武曌一样，太平也是个孝顺女儿，自己试过之后觉得好，便十分慷慨地献给了母亲。刚开始是张昌宗先入的宫，得宠之后又把异母哥哥张易之也推荐给了武皇，从此兄弟俩便天天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脸上涂着香喷喷的脂粉，成双结对地陪伴在武皇身边。
每天被这两个花样美男伺候得舒舒服服，武曌感觉自己枯皱的肌肤似乎又重新舒展开来，而布满了岁月之痕的脸庞也再度焕发出了神奇的光泽。
女皇一爽，乌纱自然就不在话下。张昌宗很快就被封为散骑常侍，张易之也官至司卫少卿。而且武皇还爱屋及乌，把二张的两个母亲都封为太夫人，前后赏赐的钱物不可胜计。更有甚者，武曌还专门为张易之的母亲臧氏指定了一个情人。她特地颁下一道敕书，命长相俊美的凤阁侍郎李迥秀去给这个臧太夫人当“私夫”，说白了就是当一个“合法奸夫”。可怜李迥秀不仅白天要在朝堂上奉旨办公，晚上还要到臧太夫人府上“奉旨通奸”，个中凄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后来可能是李迥秀的妻子摔破了醋坛子，搞得李迥秀两头不是人，只好忍痛把妻子休了。当然，李迥秀表面的休妻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说妻子经常喝斥奴婢，惹得他老母不高兴，为了孝顺老母才不得不休妻云云。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李迥秀纯粹是因为奉旨通奸才导致家庭破裂的。当然，李迥秀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几年后便青云直上，官至宰相。
二张如此得宠，诸武自然就趋之若鹜了。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等人，争相为二张牵马执辔，就像当初捧薛怀义的臭脚一样。为了和二张拉近关系，诸武还十分亲昵地称张易之为五郎，称张昌宗为六郎。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正月，武曌为了得到更多的男宠，就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名为控鹤监，后来又改名奉宸府。可不管是控鹤监还是奉宸府，其性质就是武曌的“男宠俱乐部”。她命二张主持工作，专门招收一些婀娜多姿的美少年和一帮轻薄文人进去当“供奉”。
那些日子，武曌几乎天天带着诸武和一帮佞臣在此饮酒作乐。席间武三思常常不失时机地拍二张马屁，有一次居然说张昌宗是神仙王子晋转世。王子晋原为周朝太子，清静寡欲，仁厚爱民，然而不幸早夭，百姓出于敬意，就传说他是坐着仙鹤升天而去，羽化成仙了。
武曌一听大为高兴，就让张昌宗穿上羽毛编织的衣裳，坐在木制的仙鹤上，然后一边吹笙，一边做着飞翔的动作。那一刻的张昌宗真的是恍若天人，武曌不禁深深地迷醉，陪坐的一干御用文人也纷纷作诗赞美。有人盛赞张昌宗貌似莲花，众人纷纷附和，唯独宰相杨再思一脸正色地说：“不对！怎么能说六郎像莲花呢？应该是莲花像六郎才对啊！”
众人闻言，顿时对杨再思的谄媚功夫大为叹服。
宰相就是有文化啊，连马屁都能拍得如此诗意盎然，别出心裁！
由于杨再思的摇尾功夫天下无双，时人就送给他一个外号——“两脚狐”。
自从武皇设立了这么一个男宠俱乐部，很多人都蠢蠢欲动，争着要进奉宸府，其中不仅有民间的美少年，同时更有朝廷官员。朝野上下对此议论纷纷，当时有一个叫朱敬则的谏官实在看不下去，就向武曌上奏说：“陛下内宠有易之、昌宗就足够了。可臣最近却听说，有很多官员不知羞耻，都毛遂自荐要进奉宸府，这一丑闻已传遍朝野，社会影响非常不好。臣的职责是谏诤，不敢不奏。”
武曌闻奏，顿时有些难堪，于是想出了一个掩人耳目的办法，命二张牵头，召集了一帮文人学士，开始编纂一部大型诗集，名为《三教珠英》，亦即选取儒释道三家的代表性诗歌汇编成册。当时参加编纂工作的，就有着名诗人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杜甫的祖父）等人，还有李峤、李迥秀等朝中政要。
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二张贵宠无比，他们的弟弟，时任洛阳令的张昌仪便因此肆无忌惮，公开卖官鬻爵。有一天上朝，一个姓薛的候补官员拦下他的马，当街行贿求官，送给他黄金五十两，并递上了一份履历表。张昌仪上朝后就把履历表交给了天官（吏部）侍郎张锡。几天后张锡把履历表弄丢了，就询问张昌仪。张昌仪大骂：“你这糊涂虫！我怎么记得他的名字？干脆这样，凡是姓薛的都给他官做！”张锡惶恐不已，回到吏部一查档案，一共有六十多个姓薛的候补官员，张锡不敢违背张昌仪的意思，只好横下一条心，全部任官。
既然连弟弟都能如此飞扬跋扈，一手遮天，把吏部当成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把主管官员视同奴仆喝来骂去，那么二张的气焰之盛与权势之隆就不难想见了。
在武曌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帝国的政治形势表面上风平浪静，背地里却是暗潮汹涌。
随着庐陵王李显的入主东宫，所有人都知道李唐的复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与此同时，诸武却仍然身居要津，且仍受武皇宠幸，这种矛盾局面的背后无疑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危机。尽管武曌极力想要撮合李武，但是谁都很清楚，这两股政治势力始终是不可能走到一块去的。他们之间的博弈必将以或明或暗的方式一直延续下去，而未来的政局究竟将如何演变，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久视元年（公元700年）正月，终于有一个人成了李武暗中角力的牺牲品。
他就是吉顼。
因拥护庐陵王之功，吉顼已经官至吏部侍郎兼宰相，且被武皇视为心腹。吉顼为此深感得意。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一次政治选择，而且只要继续站在这个政治队列中，今后的仕途必将一帆风顺。然而吉顼似乎没有意识到，正因为他在拥护庐陵王这件事上表现得太过锋芒毕露，所以早已成为诸武的眼中钉和肉中刺。而武皇介于李家和武家之间，其心态也一直是复杂而矛盾的。可吉顼却被自己迅速到来的成功所陶醉，并未充分意识到诸武的敌意，更严重低估了诸武在武皇心目中的份量，因而最终葬送了自己的仕途和前程。
事情缘于这年正月的一次朝会，当时吉顼因某事与武懿宗争功，双方当着百官和武皇的面大吵起来。吉顼身材魁梧，声若洪钟，原本口才就十分了得，一吵起架来更是声色俱厉，咄咄逼人；而武懿宗则矮小伛偻，一激动就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所以这场架就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吉顼居高临下，气势汹汹，武懿宗则是结结巴巴，汗如雨下。
武皇端坐在御榻上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心中大为不悦。当天散朝后，武曌便对左右说了这么一句话：“吉顼在朕的面前，尚且看不起我们武家人，要是到了将来的某个时候，这种人岂能依靠？”
吉顼就此彻底失去了武皇的信任。
可他似乎对此浑然不觉。
后来有一天，吉顼奏事的时候，又在武皇面前说古论今，旁征博引，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武皇终于勃然大怒，厉声打断了他：“够了！你这一套朕早就听够了，朕不想再听你的废话！”随后，武皇就抛出了她那个经典的“狮子骢故事”。她说，“太宗有马名狮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挝挝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资治通鉴》卷二○六）
你难道自认为有资格弄脏朕的匕首吗？
最后这一句让吉顼心胆俱丧，如梦初醒。他极度惶恐地拜倒在地，频频磕头请求武皇恕罪。然而，现在清醒已经来不及了。诸武随后便群起而攻，指控他帮助弟弟诈冒资荫骗取官职，武皇旋即将吉顼贬为安固（今浙江瑞安市）县尉。
从一个堂堂宰相贬为边远地区的九品小吏，吉顼内心的痛苦不言而喻。临走之前，吉顼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去向武皇辞行，说：“臣今远离朝廷，今生恐无再见之期，想说一句话。”武曌让他坐下，问他想说什么。吉顼说：“土和水，和合成泥，二者会不会争执？”
武曌说：“那当然不会。”
吉顼又说：“如果分一半塑造佛像，另一半塑造道家天尊呢？”
武曌说：“那争执就大了。”
吉顼倏然起身，倒头便拜，朗声说：“宗室、外戚若能各安本分，则天下安宁。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犹然为王，这是陛下驱使他们日后互相争斗，使双方都不得安宁啊。”
无论吉顼临行前的这番进言是否包含私心，这句话还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帝国当下最严重的问题。
武曌听完后怅然一叹，说：“朕也知道……可是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吉顼张口还想说什么，武曌已经无力地挥了挥手，示意他退下。吉顼彻底绝望，当天就失魂落魄地踏上了贬谪之途，不久后就在贬所抑郁而终。
吉顼的落败固然与他的骄矜自负和锋芒毕露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武曌容不下他。对于此时的武曌而言，尽力调和李武，维持李武的政治均势和利益平衡是她最重要的任务，吉顼在“李弱武强”的时候拥护李家，这当然符合武曌的原则，所以吉顼才能够青云直上；但是到了庐陵王被立为太子之后，吉顼却不知道及时调整自己的政治姿态，仍然在“尊李卑武”的道路上高歌猛进，这当然就极大地触犯了武曌的原则。
就像武曌与吉顼的最后那场对话所反映出来的一样，虽然武曌明知道自己的“平衡原则”实际上是在掩盖矛盾，不是在解决问题，但是武曌却宁可这么做。因为她并不希望为了解决问题，而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见李家和武家任何一方遭受损害。至于吉顼所说的李武的矛盾会在未来激化，那就不在武曌的考虑范围之内了。换言之，对于眼下的武曌来说，搁置矛盾远比解决问题更聪明，在和稀泥中保持各方的相安无事也远比用自己的右手砍断自己的左手更明智！
从这个意义上说，吉顼的丢官和仕途命运的变化，就不仅是李武暗中角力的结果，同时更是武曌矛盾心态的写照。
久视元年的吉顼事件充分说明，李武之间的政治宿怨已经为帝国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而这几年来，李武之外的第三股政治势力——以二张为代表的男宠又忽然间强势崛起，顿时使得未来的政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武曌已经七十多岁高龄，作为几十年来帝国的实际掌舵者，她的铁腕统治固然严厉而高效，能够在大体上维持政局的稳定，但恰恰是这一点加大了未来的变数。因为这种极权型的政治领袖一旦过世，所有被压制着的矛盾就必然会集中爆发，宗室、外戚与男宠这三种不可调和的政治势力也势必会围绕帝国的最高权力展开殊死博弈，到那时候，局面会不会变得不可收拾？
久视元年深秋的一天，帝国朝堂上一位德高望重的栋梁人物又在萧瑟的秋风中溘然长逝，更是让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感到忧心忡忡，同时也让年老的女皇武曌感到了巨大的悲伤和失落。
这个人就是狄仁杰。
【重归长安】
狄仁杰一生中两度拜相，加起来的时间总共也才三年多，但却比武周一朝的任何一个宰相更让武曌尊重和信任。因为狄仁杰的人格魅力确实非一般人臣可比。综观狄仁杰宦海浮沉的一生，完全可以用儒家的理想人格“三达德”来概括，那就是——智、仁、勇。
“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面对酷吏的陷害善于权变，这就是“智”；始终坚守道德原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尤其珍爱百姓生命，这就是“仁”；身为刺史，为了维护百姓利益而不惜与宰相公然反目，这就是“勇”。
女皇武曌一生中接触过无数官员，也曾经为了改朝换代和巩固政权而屡屡任用小人和酷吏，但是她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人，往往是利用完后就毫不留情地兔死狗烹。而对于像狄仁杰、娄师德、魏元忠这种德才兼备，有经有权的能臣，武曌却能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并最终都能予以重用。
出于对狄仁杰的尊重，武曌常称呼他“国老”而不称其名，甚至当狄仁杰因重大问题而屡屡与她面折廷争时，武曌也总能“屈意从之”。狄仁杰常以年迈多病请求致仕，武曌始终不许。每当狄仁杰上殿，武曌总是免其跪拜，说：“每见公拜，朕亦身痛。”（《资治通鉴》卷二○六）并且特许狄仁杰不用入朝值宿，还叮嘱百官说：“除非军国大事，否则一般政务都不要去麻烦狄公。”种种殊荣，在武周一朝的文武百官中可谓绝无仅有。
惊闻狄仁杰去世的噩耗时，武曌忍不住潸然泪下，悲泣不止，过了好长时间才喃喃地说：“朝堂空了，朝堂空了……”从此每当朝廷遇到大事，而百官又商议许久不能定夺时，武曌就会不由自主地仰天长叹：“老天为何这么早就夺走了我的国老啊！”
狄仁杰虽然走了，来不及亲眼看见李唐的光复，但他却引荐了一大批人才进入朝廷，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一代名臣。比如玄宗一朝的名相姚崇（初名姚元崇），以及数年后发动政变光复李唐的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人，都是狄仁杰大力引荐的。有人曾经对狄仁杰感叹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的回答是：“荐贤为国，非为私也。”（《资治通鉴》卷二○六）
作为日后光复李唐的首席功臣，老臣张柬之的起用倒是费了一番周折。武曌经常让狄仁杰荐贤举能，有一天对他说：“朕非常想提拔一位奇才，国老有这样的人选吗？”
狄仁杰说：“不知道陛下用他做什么？”
武曌答：“欲用为将相。”
狄仁杰说：“以臣看来，陛下若只是想得到文人学士，则如今的宰相苏味道、李峤等人都是合格人选。臣斗胆估计，陛下是嫌这些文臣庸碌无为，所以想另择人才，以经纬天下，不知是否？”
武曌笑了：“国老深知朕心。”
狄仁杰向武皇郑重地一揖，说：“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且长久怀才不遇，若用此人，必能尽节于国家！”
武曌微微颔首，随后便把张柬之擢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她又让狄仁杰举荐人才，狄仁杰说：“臣上次推荐的张柬之，陛下尚未起用。”武曌说：“早就擢升了。”狄仁杰不以为然地说：“臣推荐的是宰相，不是司马。”武曌略显尴尬地笑了笑，不久就把张柬之擢为秋官（刑部）侍郎，最后果然拜为宰相。
如果不是狄仁杰的坚持举荐，籍籍无名的张柬之绝不可能在年逾八旬的时候才入阁拜相，更不可能在八十多岁高龄发动神龙革命，匡复李唐社稷。
事后来看，狄仁杰当初所说的“若用此人，必能尽节于国家”果然得到了应验。仅此一点，足以证明狄仁杰确实具有高度的识人之智，更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然而，当须发苍苍的张柬之在几年后的某一天突然率领士兵出现在武曌面前的时候，武曌一定会为自己当初听信狄仁杰之言提拔了这样一位“奇才”而痛悔不已。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狄仁杰去世的一个月后，亦即久视元年十月，武曌下诏宣布：废除实行了十一年的周历，恢复李唐王朝使用的夏历。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表明女皇已经着手准备回归李唐了。
大足元年（公元701年），七十七岁的女皇武曌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秋风中的草木一样迅速枯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的眼前似乎始终笼罩着一层薄雾，而耳朵仿佛也被塞进了两团棉花，所见所闻都是那样的模糊而飘忽。身体的迟钝和老化让她的心思时常变得恍惚而慵懒，对于政事也逐渐产生了一种倦怠之感。
所幸身边还有张易之、张昌宗这两个小情人。
如果说他们早先带给女皇的更多的只是床笫之欢，那么他们现在对于女皇则是兼具耳目喉舌之用了。
是的，两兄弟现在已经成了女皇延伸在外的耳目喉舌，朝堂的很多事情都是通过他们传递给女皇的，而女皇的很多旨意自然也要通过他们传达给朝臣。
古往今来，所谓的弄权之臣就是这么产生的。
就像吉顼所说的那样，二张专以美色得宠本来就已经让天下人“侧目切齿”了，如今他们趁武皇年迈又得寸进尺地弄权揽政，自然更是让朝野上下感到义愤填膺。
这年深秋的某一天，有三个年轻人就聚在一起谈起了这个话题。
他们是太子李显的嫡长子邵王李重润，还有他的妹妹永泰郡主，以及郡主的夫婿、武承嗣的嫡子魏王武延基。这一年，李重润十九岁，永泰郡主十七岁（已经身怀六甲即将临盆），武延基也比他们兄妹大不了几岁。年轻人都比较容易冲动，说起话来口无遮拦。这天他们偶然议论起了二张，说着说着嗓门就大了，话也越来越难听了，最后还牵扯到了他们的祖母武曌，自然也没什么好话。
三个年轻人一通发泄之后，话题慢慢就转到了别的地方，可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番话竟然会给他们带来一场灭顶之灾。
因为隔墙有耳。
李重润的异母弟弟李重福无意中听见了这些话。
而李重福的老婆就是张易之的外甥女，所以这番话很快就传进了二张的耳中。二张气得直跺脚，马上去找武皇告状，而且还添油加醋地形容了一番。
女皇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太子李显第一时间被叫到了武皇面前，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劈头盖脸地痛骂了一顿。等到他听明白事情的原委，全身的衣服已经被瞬间爆出的冷汗浸透了。武皇最后余怒未消地扔给了李显一句话——回去好好管教一下你的子女和女婿，让他们别太放肆了！
李显木立当场，整个人都被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攫住了。这十几年来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好不容易重见天日当上了太子，没想到子女和女婿竟然给他惹来了如此的滔天大祸……怎么办？母亲让他“好好管教”究竟是什么意思？
李显失魂落魄地回到了东宫，最后咬咬牙做出了一个连他自己都不寒而栗的决定——逼令李重润和武延基自杀！
在犹如惊弓之鸟的李显看来，不管母亲那句话意味着什么，自己都必须下狠手。因为母亲完全有可能借这件事情来试探他的忠诚度，倘若无法给母亲一个圆满的交待，等待他的必将又是贬黜流放的命运。这几十年来他已经看过了太多的流血和杀戮，也一次次领教了母亲铁血无情的手段，所以，无论心里再苦、再痛、再不舍，他也必须壮士断腕，丢卒保车！
就这样，正值青春年华的李重润和武延基同时被逼自尽；稍后，身怀六甲的永泰郡主受不了如此严重的打击，婴儿早产死亡，本人也在无尽的痛苦和凄凉中死去。
一番激愤之辞，就葬送了三条犹如鲜花一般刚刚绽放的生命，还外加一朵夭折的蓓蕾。
没有人知道女皇武曌听到这个消息时会作何感想——是对儿子李显的忠诚感到满意和欣慰，还是痛心于李显错解了她的用意？
没有人知道。
人们只知道经过这件事后，二张和他们的兄弟就更加一手遮天，势倾朝野了。
就在这幕惨剧发生的一个月后，武曌忽然颁布了一道敕令，命太子、相王及文武百官全部跟随她西返长安，同时大赦天下，改元长安。
自从永淳元年（公元682年）离开长安东赴洛阳，武曌已经有整整二十年没有踏上这片土地了。虽然这里承载着她出生、成长、奋斗、挣扎，以至最后获得成功的全部记忆，但是武曌对于这片土地却没有多少好感。
原因只有一个——这是李家王朝的龙脉，是大唐帝国的象征。
在这里，武曌难免会有一种鹊巢鸠占的尴尬；而只有在洛阳，她才会有一种我主沉浮的自信。所以，她不愿意回来。
不过今天，她终于还是回来了。
龙首原上高高矗立的宫阙还是像当年那样壮丽巍峨，长安城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看上去依旧是那样熟稔而亲切，一切似乎都和她离开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星移斗转，物是人非。二十年时光就像一簇璀璨的烟花，刹那绽放，刹那凋零。当年那个英姿勃发的天后武媚仿佛刚刚离开，而今这个白发苍苍的女皇武曌已经悄然归来……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
带着二十年恩怨交织的情感，带着二十年山重水复的记忆，带着一个老人乡音未改鬓毛已衰的悲欣与惆怅，武曌终于回到了她梦想开始的地方。
女皇武曌的归来无疑昭示着帝国的政治重心已经从洛阳回归长安，同时也等于是向天下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李唐的复国已经为期不远了。
似乎是为了加强这个信息，武曌随后又任命相王李旦为并州牧，亦即李唐龙兴之地的最高军政长官，后来又将其调任雍州牧，成为京畿地区的军政首长，一步步扩大了相王李旦的权力；此外，武曌又先后任命了好几个德才兼备的实干型宰相兼任太子李显的东宫属官，如魏元忠、韦安石、唐休璟等。
有心人不难发现，武皇已经悄然启动了权力交接的进程。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平民苏安恒公然上书劝武皇尽早还政李唐，而且措辞非常露骨，几乎没有给武皇留半点面子：“……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臣愚以为，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要是在以前，有人胆敢这么跟武皇说话，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可现在武皇看完后只是淡然一笑，虽然没有采纳，但也不加罪。
稍后，武曌又下令：“自今有告扬州及豫、博余党，一无所问，内外官司无得为理。”宣布各级官府从此不再追究参与徐敬业和李唐诸王叛乱的人。不久，又派御史“按覆俊臣等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资治通鉴》卷二○七）。也就是为来俊臣等人所制造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
种种迹象表明，此时的女皇武曌就像一个在海边堆筑沙堡的孩子，正在一点一点地推倒她曾经努力建造的一切。
首先当然是从那些看上去不太舒服的地方开始。
虽然女皇不动声色，动作缓慢，但却目光坚定，有条不紊，所以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座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沙堡不久就将从世界上消失，成为人们心中或眷恋或厌憎的一份记忆。
然而事情还是出现了不可预料的变化，使女皇推动沙堡的那只手忽然停了下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变故缘于女皇宠爱的二张。
【男宠乱政】
要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老了，有两样指标通常很准确：一、这个人清晰地记得久远的事情，但常常记不住刚刚发生的事；二、看得清远处的东西，却看不清近处的事物。
垂暮之年的武皇就是这样子。
她对于武周革命时期的弊政心知肚明，所以老来才会逐步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可对于枕边的两个小情人却一再纵容，对他们肆无忌惮地弄权乱政根本不以为意。
所以说，女皇武曌真的老了。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八月，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联名上表，请求封张易之、张昌宗为王。此举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但仔细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如今天下，二张俨然已是女皇武曌的代言人，是大周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无论是李唐宗室、武氏诸王，还是满朝文武，都只能对他们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因为巴结讨好他们，就等于是向女皇表示敬意和效忠。既然如此，太子兄妹们的这种做法当然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二张毕竟只是男宠，受封异姓王实在过于扎眼，武皇只好拒绝了太子兄妹的奏请。可李显等人却不屈不挠，数日后再度上表。武皇一看儿女们如此盛情，也就不好再拒绝，于是退而求其次，赐张易之为恒国公，张昌宗为邺国公，各封食邑三百户。
连堂堂的帝国储君都要千方百计地向二张献媚，当朝宰相们就更要不遗余力地巴结他们了，如参与《三教珠英》编纂的李峤，忙着和二张攀亲戚的韦嗣立，说莲花似六郎的“两脚狐”杨再思，凡事模棱两可但求明哲保身的苏味道，奉旨通奸搞得家庭破裂的李迥秀等人，几乎都投靠于二张门下，溜须拍马，百般逢迎，一心一意受其驱遣。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宰相都是这样的软骨头。
有一个人就自始至终不愿向二张摇尾乞怜，更不愿与其同流合污。
他就是时任左肃政台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的魏元忠。
几年前魏元忠担任洛州长史时，恰好是洛阳令张昌仪的顶头上司。张昌仪仗着两个哥哥的权势，虽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却一贯骄狂跋扈，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每次到州府公干都是鼻孔朝天横着走的。前几任长史都对他阿谀谄媚犹恐不及，当然不敢有半点得罪，对他比对宰相还尊重。有一天张昌仪照旧大摇大摆地闯进长史办公室，里面的人忽然把他轰了出来，命他按规矩乖乖到走廊外面排队等候。张昌仪恼羞成怒，一问才知道此人是新任长史魏元忠。这件事过去没多久，张易之的一个家奴又在洛阳街市闹事行凶。魏元忠毫不客气，一抓到这个恶奴就把他杖杀了。从此张氏兄弟更是对他恨之入骨。
后来，魏元忠当上了宰相。有一次雍州长史出缺，张易之想让他的弟弟，时任歧州刺史的张昌期接任，武皇马上就答应了，其他几个宰相也纷纷附议表示赞同，唯独魏元忠坚决反对：“张昌期年纪太轻，没有行政经验，在歧州任内，居民几乎全逃光了，雍州是帝京，政务繁重，张昌期绝对不够资格。”
武曌默然，此事遂不了了之。过后魏元忠又面奏武皇，说：“臣自先帝时代起蒙受皇恩，而今忝居宰相之职，不能尽忠职守，致使卑劣小人充斥陛下左右，这是臣的罪过！”
武曌心里大为不悦。
二张更是对魏元忠恨得咬牙切齿，发誓一定要除掉他。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九月，七十九岁的武皇开始病魔缠身了。二张顿感不妙，于是决定对魏元忠下手。九月初的一天，张昌宗突然向武皇递上一纸诉状，指控魏元忠私下与人议论：“太后老了，不如辅佐太子才是长久之计。”
二张的这项指控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