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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凡对人秘而不宣，独自幽默了几日后，突然担心起来，后来竟是害怕了。天哪，这样的玩笑开得太过火了，要闹出乱子的，而不是一般的笑话！非常非常不安。是否应同张大姐商量一下，撤回重搞呢？不行，那样反而承认自己是有意捣乱了，更糟！怎么办呢？百般寻思，左右都不是办法。日子很难过，白天六神无主，晚上辗转反侧。焦急了几日，没听见任何动静。怎么回事？汪凡便侥幸地想，一定是没有人看得出笑话，那两个字只怕那些审材料的人都不认得。于是放下心来，窃窃嘲笑那班饭桶无知。马上又狡黠地责骂自己，你有知又怎样？真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汪凡刚刚放下心来，事情闹出来了。主管党群的市委副书记老柳气呼呼地跑到市府办大发雷霆。什么××不××的？干什么吃的？××是什么东西？堂而皇之地写在上报组织的材料上？开玩笑？有意的？什么用意？叫骂得脸红脖子粗。这柳副书记是北方人，只知道那玩意儿就是那玩意儿，怎么也不会有别的什么意义。况且是用那纯正的京腔嚷着那两个字，听起来非常刺耳。
柳副书记嚷了半天，马主任还不知他嚷些什么，只顾两眼环视着在场的属员，想发现到底是谁做错了事。直到柳副书记把那材料重重地摔在桌上，很威风地走了，马主任才知道原委。他很有些态度地望着张大姐，嘴皮子颤抖着，说不出一句话。张大姐脸色早已铁青，畏畏地望着马主任，又十分恼怒地望了望汪凡。汪凡的额头上也已是汗珠如露。
七
马主任没有记上大功。当然不完全因为那两个字有什么原则问题，还因为重新整理材料已来不及，再说马主任自己也执意不让再报上去。
张大姐实在厚道，心里确实责怪汪凡，但并不把这事扯到他身上来，一个人把责任承担了。马主任事后也不怎么批评，只说了声文字上的事，应严谨些。同事们背后也有拿此作笑柄的，但也是适可而止。汪凡十分内疚。人家张大姐可是好人哪，对自己很关心，很照应。她肚里墨水不多，但在机关里，也是个女中豪杰，如今闹了这个荒唐事，面子往哪里放？
汪凡那天下班后专程到张大姐家登门拜访，道歉，说不是故意的，确实以为是那么写的，确实是因为缺乏医学知识。
张大姐一边拖地板一边说，不要紧的，马主任那个人也不会计较这些的，再说我们女同志又不想往上爬，印象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呢？张大姐不停地拖地板，汪凡的立足之地不停地转移，这样子很不是味道，就告辞了。
回来的路上，一直想着张大姐的崇高。这不就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闪光点吧？忍辱负重？相形之下，自己竟显得卑劣。为什么不向马主任坦白自己，澄清事实？明明是故意制造的恶作剧，弄得张大姐难堪，却在她面前混说不是故意的。最后决定明天上班一定向马主任深刻检讨。
次日上班，办公室气氛依旧很平和。同事们各司其职，汪凡想，还是算了，事情已过，何必再节外生枝？从此对张大姐更加有礼有节，在马主任面前更加谨小慎微。
很平静地过了几个月，办公室岗位作了小调整。张大姐不再从事文字工作，改作档案员。马主任很体贴地说，这是照顾她爱人经常在外，一个人带着小孩很辛苦，管档案清闲些。汪凡知道，在机关干部的观念中，文字工作虽然很累，却很体面，这是有一点层次的人才干得了的。张大姐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但她那种失落感，汪凡隐约察觉出来了，很有愧。他真想宽慰她几句，但又怕伤别人的自尊心。
马主任依然把平和与严肃处理得很有度。一般情况下都是温和的，属员有缺点，同样不留情面地批评，却不让人感到是在责难自己，而是在爱护自己。
张大姐从此一丝不苟地整理着文书档案。没事就坐在档案室里看杂志，或望着窗外的夹竹桃。原来快嘴快舌的，现在话语也不多了。汪凡见了，很伤感，担心她长此以往，整个大活人也会变成档案的。难道是马主任有意整她吗？但又不像，一来并没有就那件事批评过她，二来调换岗位的理由也是很堂皇的，三是事后几个月才变动工作。也许这就是马主任老谋深算之处？若这样，也太忘恩负义了，没有张大姐，你还能有这么个小妻子？汪凡左思右想，认为马主任确实是照顾张大姐。这样一想，汪凡自己也轻松了些。人家张大姐可是豁达的人哪，现在不多讲话了，只是因为档案室只有她一人，同谁讲去？于是，有回见到张大姐又呆坐窗前，汪凡就调侃道：“张大姐好雅兴，宁静致远呀？”张大姐莞尔一笑：“我哪有那么深刻的思想？”看到张大姐的情绪真的很安静，汪凡放心了。
八
汪凡越来越成熟了，他写的材料马主任再也不用动大手术了，只是作个别字句的修改。后来竟经常发现马主任有些地方改动得不太妥。这说明自己已站在一个新的台阶上，可以居高临下地审视马主任的功夫了。汪凡感到很快意。但也不申辩。应维护领导的权威，这是职业道德的要求。曾经有一阵子，若发现马主任改得不太得当，口上不说，却变着法儿纠正过来。办法通常是谎称某某市长或副市长改的。只要说是某某市领导旨意，马主任绝对服从，这是他的优良品德；有几位副市长年纪都在马主任之下，但马主任对他们同样敬之又敬，似乎自己成了小字辈。汪凡对此感慨极深：这是难得的政治品质呀！当时汪凡之所以把马主任不太贴切的修改看得那么认真，不是因为固执己见，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更不是对工作高度负责，百分之百的原因是怕人见笑。后来发现从来没有人对本室的文墨功夫挑剔过。汪凡知道不是自己和同事们真理一般地正确。原来这文件、简报之类的太多了，人们早已视如儿戏，根本没有人认认真真地看。再说，谁有闲心像语文教师那样去推三敲四呢？于是，汪凡写起材料来少了许多的拘谨，更加挥洒自如，文字更得老成稳健。自从市长有回在闲谈中对汪凡的文章做了充分肯定之后，马主任修改他的材料便更加客气了。后来马主任竟干脆说，不要我看算了。汪凡心想，这样也好，减少了办事程序，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于是以自己名义写的材料自己定稿，为市长起草的讲话直接呈送市长审阅。市长也十分习惯汪凡的文风，每次起草大会讲话稿之前，都直接找汪凡商量提纲，而以往都是马主任听取市长指示之后再传达给汪凡的。汪凡有了市长的亲口旨意，更能做到心领神会，讲话稿的质量市长越来越满意。汪凡觉得自己已到了最佳竞技状态。学习中央和省里领导的讲话时，他的主要精力不是领会其精神实质，而是非常得意地把那些文献同自己写的东西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的结果通常是：中央和省里办公厅的那些人，智商并不比自己高，我汪凡若是坐在他们的办公桌上，照样“同志们”的写出大块头文章来。
有天马主任很超然地对汪凡说：“全靠你顶了上来，我轻松多了。年轻人成长起来，我就放心了。”
汪凡条件反射，答道：“还不是主任的栽培？替您分担些担子，也是应该的。”
他俩进行这番对话时，张大姐在场，她正给马主任送资料来。
过了几天，汪凡从档案室门口经过，张大姐叫住他。“大姐有什么吩咐？”汪凡笑道。张大姐表情平静，却压低了声音，说：“你写的材料还得给马主任看看，信大姐的话有益无害。”
汪凡嘻笑道：“不信呢？那就是有害无益了？”
张大姐哂笑之，不作答。
汪凡以为张大姐还不知道自己的文字功夫，仍要他虚心向马主任学习。大姐也是一片好心哪，但她的鉴赏水平只有那么高，也怪不得她。内心当然很感激张大姐的关心，却认为不一定采纳她的建议。
不久就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汪凡后悔不迭：若听张大姐的话就好了。
原来市二百货公司多年来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文明双丰收，市委、市**决定把这个公司树为全市商业系统的明星企业，汪凡受命写了个典型经验材料，下发各商业企业。但因数据审核不慎，将实现利润多写了200万元。同行生嫉妒，有些知晓底细的公司负责人就拿这个把柄告二百货公司谎报战绩，邀功请赏，弄得市委、市**很被动。
市长严肃批评了汪凡，并责令马主任开个全室干部会，让大家吸取教训，发扬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马主任在会议上似乎很客观地说明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看上去似乎为汪凡开脱。最后很温和地对汪凡讲：“以后像类似的重要材料，我们可以商量商量。”
会后，张大姐对汪凡说：“你吴大哥今天回来了，我做了些菜，到我家吃饭去，陪大哥喝杯酒，你们单身汉，也清苦的。”
原来张大姐见汪凡今天挨了批评，肯定有情绪，想尽个做大姐的责任，让他调适一下心理，也想交代一些办公室里不便讲的话。
张大姐的爱人吴大哥也很够朋友，视汪凡如兄弟，热情地劝酒劝菜。
见汪凡心情好些了，张大姐便拉上了想说的话题：
“小汪呀，我看你本质不坏，才跟你讲。有些话是不能讲明的，可你懵懵懂懂。你写东西不给马主任看，他心里舒服吗？他原来是权威，你现在材料不给他看了，他到哪里体现权威高。噢，他叫你不要给他看你就不给他看了？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样肠子是直的？马主任叫你今后写的材料要同他商量商量你明白吗？这商量是什么意思？上级同下级有没有商量的道理？只能是指挥和服从！就说今天发生的事，若让他看了，他也不一定看得出数字多了还是少了。但至少封了他的嘴巴，他想讲也讲不出了。我也奇怪今天开会他怎么那么平心静气，没有骂你一句。确实，既然市长已骂了，他何必再得罪人呢？你学问深些，大姐我文化不高，讲的话听不听由你……”
张大姐讲了许多，都入情入理。汪凡多喝了几杯酒，激动起来，涕泪横流，咽咽道：
“小弟我到这个地方工作，举目无亲，全得大哥大姐照应。大哥大姐，是世上最好的人，我汪凡一辈子忘不了的。我汪凡不是人，做了那件蠢事，让老驽马他妈的来整你……”
张大姐不愿提及这件事，忙止住汪凡，不要那么讲，马主任也是个好同志，我干档案工作，还轻松些。
汪凡回到宿舍，精疲力竭了，衣服也不想脱，就上床睡了。反复问自己，张大姐讲你的本质不坏，到底坏不坏？
九
事情糟透了。不久前发生的“二百风波”使汪凡的形象大为失色。似乎所有的领导都冷淡他了。那天在厕所碰到市长，市长正在系裤带，双手不空，口里咬着一本《求是》。汪凡很尊重地喊了市长，市长微微点了点头。汪凡明知厕所不是热情寒暄的地方，也分明看见市长嘴巴被《求是》占着，但总以为市长对他不如以前那么满意了：那次大便足足用了三十分钟，若有所失地走出厕所后，仍有便意，很不舒服。
真是祸不单行，工作上偏又出了个差错。向省**打了个请求解决资金的报告，汪凡校对的，报省**误作了打省**。市长拍着桌子，叫道：“今天打省**，明天还要打国务院！真荒唐！”
完了完了，彻底完了。汪凡真想大哭一场。
偏偏这时，一位大学同学寄了一本散文集来，日《夏之梦》。这更勾起了他的无限烦恼。这些同学，在学校都是一块儿玩创作的，人家现在出的出散文集了，出的出诗集了，有几个同学的小说也出了多人合集。自己呢？正儿八经地当了几年御用文人，成就在哪里？居然也那么鄙视过这些搞创作的朋友。
简直无法给寄来散文集的同学回信！他提起笔来，脑子里像钻进了许多蚊子，嗡嗡乱叫。好不容易静下心来，写上几句，又捏作纸团丢了。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写了几年衙门文章，现在连写封稍稍儒雅些的书信都不能了。语言已丧尽了灵气，十分刻板。
一连几天，他有空就翻同学的散文集。这位老兄的散文清丽、空灵、舒展，汪凡看了几天，便满脑子的白云、山泉、翠柳，如丝如缕的温馨。
这本散文集似乎是一剂灵丹妙药，让他心静如水。兴致好了，便翻出自己前些年创作的诗和散文，有发表过的，有一直沉睡在抽屉里的。缪斯的光环似乎又辉映在他的头顶了。摊在案头的件件作品在他的眼里成了游动的精灵。原来我汪凡天生就应躲进小楼成一统搞创作的，干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呢？此念一出，便感到自己虚度了这几年，很懊丧。
以后的日子里，他工作上勉强应付，倾注全部精力写诗。那些古板的机关材料在他的眼里一下子成了狗屁不如的东西。他感到自己很可笑，好像死心塌地迷恋过的美人儿，最后发现竟是一个丑八怪。这几年自己居然也写这样的文章，居然也为了成为大手笔孜孜不倦，简直辱没了仓颉。那些东西，千篇一律地在什么什么领导下，什么什么支持下，什么什么配合下。一个材料，开篇至少三下，三下五除二，算啥玩意儿？
汪凡潜心创作了一首诗，日《痛苦的方式》。写得很绝，把自己感动得在郊外转悠了一个星期天。他想，这样的诗作如果不发表，中国没有诗了。
果然发表了，在本市的文学圈子里引起了轰动。汪凡为了扬眉吐气，很方法地把自己发表诗作的事在同事们中间张扬了。同事们敬而仰之，他很快意。
一天，马主任很严肃地找汪凡谈了话。听说你写了个诗，叫什么痛苦。业余搞创作，我看是可以的，只要不影响工作。但格调应高一些。领导很器重你，同事们也很关心你，有什么痛苦的？领导批评你，也是为你好，要正确对待。有人说你星期天经常在外独自散步，有什么想法，可以向组织反映嘛。唉，现在文学界也不讲方向性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发表，自由化怎么能不泛滥成灾？
汪凡解释说，我那诗作，并没有政治问题。痛苦嘛，在有些时候，是一种很高尚、很纯洁、很美丽的情绪。
没等汪凡讲完，马主任莫名惊诧了，什么什么？痛苦也美丽？
汪凡突然发现自己笨拙，怎么同这些人谈文学的审美情趣！为了尽快收场，汪凡立即表态，一定接受领导的意见，有时间的话，创作一些健康的有益的作品，热情讴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
“那就对了。”马主任满意了。
汪凡果然才气不凡，一发不可收拾，经常有诗作和散文发表。
张大姐有天提醒他，最好用笔名发作品，不然影响不好，会有人嫉妒你，讲你不务正业。汪凡不听，心想，就是要扬扬名，让那些王八蛋不再小觑自己。果然有同事递了消息，说某某领导对你搞创作有看法了。汪凡也并不在意，俨然傲骨铮铮。你当你的官，我写我的诗，互不干涉。当官有什么了不起的？李鸿章讲天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当官，你那个官我当不像？我来当的话，肯定比你出色，可我的诗你写写看！我搞创作，充其量也就是晚上不打麻将。你们天天晚上玩麻将，那才是玩物丧志！
汪凡感到自己很潇洒。人哪，就该这么潇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何必庸人自扰？
十
文学创作有了名气，市文联关注他了。文联刘主席有回开玩笑说：“愿意丢下乌纱帽到文联来吗？我看你若有兴趣，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注定要成大家的。当然，我也是随便讲的，首脑机关前途无量，谁愿到我那小小土地庙来呢？”
刘主席确实只是随便讲讲，但汪凡真的动了心。我汪凡有什么乌纱帽？一个二十四级干部！就是当了市长，也是个七品芝麻官，全市人口一百多万，市长只有一个。当诗人可是没有名额限制的。他很当作一回事，对刘主席讲，可以可以，正合我的心意。
汪凡决定调文联后，成天憧憬着新的理想。不，这早就是我的理想了。他想，调到文联之后，再也不受市府机关繁文褥节的拘束，也不须那么正统了，可以关起门来神游八极，须发变成马克思那样也无人干涉。说不定发了有影响的作品之后，会有满脑子幻想的女孩子登门拜访的，见了自己蓬头垢面的样子一定很吃惊。他仿佛已看到一个美丽的少女的惊骇而疑惑的目光，那场面会很浪漫的。
当他正做着诗人梦的时候，被提拔了，任副科级秘书。事先没有任何消息，汪凡自己也很感突然。他疑惑地问张大姐：“我汪凡何德何能，也当个副科级秘书？”
张大姐笑着说：“你成熟了嘛，组织上自然要用你。”
汪凡说：“大姐你就别打官腔了。”
张大姐这才说了几句推心置腹的话：“你自己应明白，你现在的文字功夫已是公认的，办公室缺你不行。不提拔你，你会安心吗？前不久不是有人反映你有情绪，想调到文联去吗？但又考虑到你太年轻，提个副主任，怕难胜任，就提个副科级秘书。不过这也确实是重用你，你看同你一道分来的那几个大学生，不都还是一般干部吗？”
汪凡这才知道组织上对他采取的是安抚政策。
机关里的人们对干部的任免问题一向是最感兴趣的。大家一见汪凡，就拍着肩膀说，小伙子不错呀，年轻有为，以后当了市长，可别忘了兄弟们啦。
汪凡只是极谦虚地玩笑道：别那么讲，李先念十八岁就当军长了，我今年二十六了，才是个副科级，也不是什么官，最本质的意义是每月加六块钱，只够买半只鸡。
既然被提拔了，就不便再提调动的事。天天有人热情地道喜，心也安了许多。不久，因为马主任讲到一件事，他彻底打消了调动的念头。那是办公室政治学习时，马主任讲，他有位中学同学，后来当了作家，前几年到了德国，现在生活得并不自在，自己写的书自己摆摊子销。有人羡慕西方生活，中国如果“和平演变”了，生活的秩序就全乱了，我们当干部的干什么去？当作家的不也自己卖书去？同志们，要坚定信念哪！
马主任的这番话为什么如此深刻地触动了汪凡，他自己也说不清。
日子很平淡地过着，有时通宵达旦写材料，有时一连几天无事可干。人们见了汪凡总很客气地问：汪秘书，忙吗？汪凡照样回道，不忙不忙。然后匆匆走开，一幅马不停蹄的样子。有回基层来的同志找他办事，问汪凡是哪一位，因为直呼其名，他内心竟微微不悦，但没有表露出来。事后想到这件事，若心里狠狠教育了自己：汪凡，简直是堕落哪！若有人看出这一心迹，不要戳断你的脊梁骨吗？尽管明知当时不愠不怒，但仍唯恐有人洞悉他的内心。
那天晚饭后，汪凡很悠哉悠哉地到河边散步，在几年前坐过的那棵樟树下坐下来。红日衔山，河面流金溢彩。汪凡心情极佳，不禁回想起几年来做过的事情，想起周围的许多人，马主任，张大姐，传达室老头，市长们。发现都是平常的自自然然的人。人似乎就是人，任何奇怪的东西都没有。自己也不必把什么事看得那么认真，特别是不能计较小节。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该糊涂的就糊涂，该含混的就含混，该朦胧的就朦胧，这才是潇洒。张大姐就最潇洒，无怨无尤，不争不斗。回来时，走进市府机关对门的冷饮店，要了一杯冰牛奶，坐下慢慢地喝。市府门口，辉煌的路灯下人们进进出出，都很平常。几年前刚来时，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里面的人很生硬，木偶一般。
汪凡还准备要一盘冰淇淋，忽然想到今晚马主任约他打麻将，就起身回去了。